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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一本万古江河可把中国历史简单捋一遍

发布时间:2019-06-18 18:09:50

介绍一本《万古江河》给大家,把中国历史简单捋一遍

随着历史的进展,中国文化的内容及其占有的空间都在不断变化着。

每一阶段,“中国”都要面对别的人群及其缔造的文化,经过不断接触与变幻。在这些互动的过程中,中国文化不断壮大,并占有了更大的地理空间。

因此,本书沿袭梁任公(梁启超)观点,将中国文化圈当作不断扩张的过程,由中原的中国,扩大为中国的中国,东亚的中国,亚洲的中国,以至世界的中国,并以此为各章的标题。

一、中国地理与考古

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南部,北边是沙漠和草原,西边是高山与高原,东边和南边面对大海。这样独特的地貌特征,使得中国的世界是望向东南的。然而,中国文化史上的地理,并不只是朝一个方向看,而是四面八方各个地区都自成格局的。

1.中国地理的7种地貌特征

●以沙漠、草原为主的蒙古地区。草原上的牧人逐水草而居。

●以森林、山地为主的东北地区。那里的居民靠渔猎为生。

●以黄土高原、黄土平原为主的黄河中下游。属农业地带,土地需反复耕种为熟地,因此,这里的居民安土重迁的观念比较强。

●湖泊、河流众多的长江中下游。亦属农业地带,土地肥沃、粮食充沛,居民心态较为活泼。

●自北到南的沿海地区和岛屿。东南沿海地区,自中古以来,城镇密布,人口众多,生活富足,是中国的海道出入口。

●有高山、盆地和纵行谷地的西南地区。由于地形不同,这里的居民之间有着迥异的生活形态。

●遍布高山和高原的西北地区。自从汉代开通西域的丝道,中国经由这个西北的出入口,与中亚、中东及欧洲接触,两千年来从未停止。

2.新旧石器时代的分界线

中国人从哪里来?中国考古学家一般认为,中国地区的古代人类,从体质特征言,有其相当一贯的传承谱系,是由当地早期智人演化而来。然而,近年来新兴的“源于非洲说”并不赞同这个观点,他们主张现代人的起源地在非洲。至今,考古学的资料还不足以有力地证实或推翻以上两种理论,因此这个问题存疑。

现在常说的“新石器”与“旧石器”时代,以人类生产食物以维持生计的方式为分界线。从旧石器时代采集食物,到新石器时代生产食物,人类不用再四处寻觅可以食用的动物与植物。自从人类发展了农业与牧业,生活有了保障之后,人群相当程度定居于一地,也有了余力启发心智活动。

3.传说与族群分合

定居且有余力启发心智活动,致使各地人群的生活方式,逐渐具备了一定的特色,这就是文化。不同文化群之间,因竞争而有冲突,也因接触而有交流。它们经过融合,形成涵盖地区广阔的文化圈。

以神话传说提供的线索为例:

在黄帝传说中,涿鹿与阪泉两次重要战役的战场,都在今日河北的北部,处于农牧交叠的地带。在历史时期,农牧进退,也即在这一线上推移,是则炎、黄两部,均在河北地区。考古学家郭大顺认为,炎、黄的接触与对抗,反映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长期竞争,胜利者黄帝一系移入农业地区,改为种植五谷。

二、文化的黎明

由商到周,华夏文明体系逐渐明朗成形。更重要的是,中国文明思想体系,亦即北方的儒家与长江流域的道家,两者相互交流影响,形成中国型思想的核心。许多有关人生意义与关怀的概念,在此有了明确的界定。

1.历史时代始于殷商

自从1928年发掘安阳殷墟以来,大量商代甲骨卜辞及青铜器出土,这证实了传统历史有关殷商的记载。从史前文化进入历史时代有两大重要特征:a.文字的出现;b.王权的确立。殷商恰好满足这两个条件,本书提及的历史时代,当始于“商”,而非“夏”。

例证1:殷商掌握文字系统

中国文字六项造字原则:象形、形声、指事、会意、假借、转注,大都已见于殷商卜辞文字中。商代青铜器上铭刻的文字,具有礼仪性,较卜辞更为复杂。商代使用的文字,不仅成熟,而且与后世中文文字之间的演变谱系,可以步步还原。以此优势,商文化成为了古代中国文化的主流。

例证2:青铜器的广泛运用

青铜铸品锋利且质脆易折,其未必能够提高生产水平,却可用来制作武器提高杀伤力。当时,只有少数人垄断这一有效的武器,从而以此劫持社群,形成资源的集中及社群的分化。由此可见,商代掌握青铜工艺,与国家的形成有着一定的相关性。

2.周人“天命”观

公元前11世纪,在陕西关中的一个周国,击败了强大的商王朝,代之而为中国的主人。当时商人的文化水平,非周人能见其项背。《尚书》中的几篇周初文献,处处检讨这一历史发展的原因。,周人认定了“天命靡常,惟德是亲”的理念,将商人失国归咎于商人德行的败坏。这一“天命”观,可以引申为两点:

,统治者的治国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;

第二,超越的力量,亦即上天,对于人间秩序有监督与裁判的权力。

3.春秋战国完成的历史使命

在公元前771年,西周王室覆亡,平王东迁,号为“东周”。从此到秦帝国统一,中国地区经历了五百多年的转变期。这一段历史,传统上被切割为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,被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,并完成了几个重要的历史使命:

●阶层的转换

东周只是西周名义上的延续,早已无法控御东方庞大的封建网。春秋二百余年的社会变动,重组了原有封建体系的秩序。以孔子为代表的失势贵族,遂将上层文化传播于社会的中下层。

●思想系统成形

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中国思想系统,有两条脉络平行发展。一条是以儒家为中心的人间秩序,一条是以阴阳五行为中心的自然秩序。这两套系统叠合成为一个复杂系统,中国后世所谓“天人合一”并不能摆脱这些历史的源头。

●南方的崛起

中国地分南北,秦岭淮河线,划分了黄河与长江两大水域,南北的生态环境迥异。南方力量的崛起,是由楚国立国开始。它不仅整合了江、汉之间的族群,还向北扩展,吞灭汉上与淮上的周人封建诸国。

●编户齐民

封建制度崩解后,重组国家秩序,百姓从封建束缚中离解为个人,但又以个人的身份,纳入国家组织。从战国时代到今天,编户齐民的体制,其实变化不多。

三、中国的中国

秦汉帝国的制度,建立了“天下国家”体制,由于普世帝国的稳定性,中国在历经一次又一次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冲突对抗后,仍能延续而不崩解。同时,新进的佛教挑战了儒道体系,这外来的信仰终于融合在中国文明之内。

1.天下国家

秦始皇自居为六合之内的共主,汉初制度,承袭秦制,经过四代休养生息,至汉武帝的时代,汉皇朝才在各方面界定中国是天下国家的普世性质。

所谓天下国家,即当时观念中把全部人类世界当作一体,从中央到地方,只有主权的委托,而没有主权的分割。

天下国家与主权国家之间,差别在于前者常有主权模糊的地带,其系统化结构肇始于汉代。边郡首长常是土著;西域各国,只有都护监督,西南夷及匈奴,都有所谓“归义”的豪酋。这一制度,沿袭为唐代的羁縻州府,明清的土司。

2.汉朝融合先秦思想

一般历史认为,秦朝独重法家,汉代独尊儒学,然而,作者认为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思考,秦汉时代其实是经历了一次全盘整合;先秦思想学派,如百川汇海,终于综合为中国文化的思想模式。

《吕氏春秋》与《淮南子》,当是整合工作的两次尝试。而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理论结构,则融合儒、道、法、阴阳五行为庞大复杂的系统,是为综合先秦诸家,集其大成的学说。在这一系统中,天体运行,四季递换,人间伦理,政府组织,以至人身生理与心理,都是一个又一个严整的系统。

董仲舒的宇宙观,对西汉的学术与政治均有深刻的影响。儒家的今文学派期许掌握天地古今的知识,而且以此知识的权力,应有代圣人(孔子)立言、为人间规划的能力与责任。他们的经典,不仅是儒家的经书,还造作不少启示性的预言,即所谓“谶纬”,以辅翼经书。

西汉末年,此风愈演愈烈,王莽借机篡位,此时,反对王莽的群雄,竟然也不断以谶纬建立自己起兵的合法性。

3.佛教传入中国

佛教进入中国,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。印度的佛教进入中国,使中国不仅有了宗教,而且有了两个宗教:外来的佛教,本土的道教。

佛教何时进入中国,至今没有定论。传统的历史资料中,汉明帝时,佛教见于记载:明帝曾有金色神像的梦,群臣中或以佛像为答复。这个故事反映了当时人对于佛教已有相当认识,因此作者认为佛教进入中国当在东汉之前。

汉代玄学之兴,为佛教进入中国奠定了基础:一则佛教的教义,原来即讨论现象真幻、本体有无,有关人生关怀的议题;二则玄学的词汇适足为佛教借用,用汉语表达佛教的思想,亦即所谓“格义”。

4.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对比

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中国,终点在罗马,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东西对峙,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帝国。两个庞大帝国之间,虽然没有直接接触,却间接地知道远处有这样一个大国,广土众民,文化灿然。

然而,两大文明所在的大帝国,其盛衰的历史过程大有不同:

●两个帝国的征伐过程不同。秦灭六国,杀伐甚重;六国既灭,未闻秦军戍守六国故地。汉灭秦之后,兵锋南下,也未闻戍守秦国故地。相比之下,罗马大帝国始终不脱武力控制的本质。

●中国、罗马两个地区的不同处,当在中国早就有了郡县制度,中央有一套统治机制,完全不必依赖军队即足以统治广土众民。反观罗马,地中海地区是泛希腊文化的天下,但周边地区,包括今日的中东及欧洲大陆,各地的政治单位各有不同的组织形态。

●文化方面,中国儒家思想深入人心,加上视觉文字克服了方言的隔阂,致使中国能保持相当一致的文化同质性,政治权力可以更迭,文化认同则足以维系共同体延续不散。另一端的罗马,并不存心以教化的力量建立主流思想,各地的故有文化及其知识分子,都各行其是。

●经济层面,汉代中国大路、支线以及河流航道,编织为一个相当固定的交流网络,将中国本部紧密联系为互相依存的整体。罗马则不然,地区网络与地区网络之间,可以彼此来往,无须依赖一个固定的交通网,也无须依赖固定的资源供求。

四、东亚的中国

在此阶段,四邻民族内徙与外来文化影响,改变了古代中国的面貌,也使中国的文化内涵更显丰富多彩。而这一连串的变动,让中国式的衣食住行有了新样,就此奠定后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。

1.秦汉秩序的衰亡

汉代以“孝”治天下,地方力量渐趋强大,宗族成为可以约束帝国专制君权的社会力量。同一地区的宗族,以“孝”的理念维持其凝聚能力,又经过婚姻与友谊结合为社会力的联盟。黄巾起事,更予这些强宗大族组织武装力量的借口。董卓入洛阳,中央解体,地方名豪巨室纷纷举兵,风飘云会,千里赴会,形成汉末各地割据的局面。

但是,秦汉建立的中国文化秩序,并未随东汉覆灭而消失。三国两晋与南北朝三百余年,正是重整这一普世秩序的过程。隋唐秩序是秦汉秩序的延续,也是秦汉秩序的扩大。

2.五胡乱华与胡汉文化的交融

秦汉秩序的崩解,引发了东亚诸种族群分布的大幅改变。

曾叨扰秦汉数百年的匈奴,在东汉时,分南北两部。北匈奴旋即解散,其中一部辗转至欧洲,令罗马恐惧失色。南匈奴移入中国边塞,逐渐汉化。

五胡乱华时代,匈奴与羯建立了五胡政权中早占有中国北方的胡人政权。羌、氐也建立起强大的政权,其中苻秦还几乎统一中国北方。鲜卑族在五胡中占了上风,拓跋氏建立北魏,又由宇文氏与高氏分裂北魏,建立北周、北齐,三者总称为“北朝”,将五胡十六国的分裂局面,合为一个北方中国的征服王朝。

这一时期,胡汉族群相互融合,时有反复,总体则是一步一步涵化为中古北方的新文化。隋唐中国人的生活方式,因此掺杂了不少胡人文化及南方文化,已与秦汉时代的中国文化大不相同。

3.唐朝成为东亚霸主

中古后期,隋唐统一了中国,围绕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秩序。

贞观四年,四夷君长尊称唐太宗“天可汗”,这一尊号,象征中国掌握了草原上的优势。当时,唐朝与邻国主要有三种对外关系:

唐朝地图

●羁縻州府

唐太宗平定东突厥时,在突厥故地设定襄、云中两个都督府。唐室在边外降伏的外族土地上设置羁縻州县及都督府,其长官仍由该部族首长充任,并为世袭。这种羁縻州府实际上是自治单位,唐朝中央政府只是赋予首长勋位、官位的名义。

●册封体制

唐帝国更向外延伸的一圈是一些册封所及的外国。朝鲜、日本、高句丽、百济、新罗等东方诸国,与唐帝国的关系,政治上是册封体系,文化上是模仿中国。

●相对独立

吐蕃、南诏与唐朝间,又是另一种关系,在唐帝国的大圈子内独立性相当强。

4.佛教本土化,道教渐成气候

中古时代,佛教的发展,当是逐渐“本土化”并终完成外来文化移植的过程。

大致言之,个阶段是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间的对话,有抵触也有调和与适应。第二阶段则是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,茁壮为华化的佛教。4世纪时,佛教在中国已经生根。华僧已取代胡僧,成为译经、传教及组织僧团的主要力量。

佛教传入中国,道教组织成形,二者同步进行。道教既是中国文化对外来宗教的反应,也借用了佛教的制度与仪式,超越了民间信仰的有限格局。黄巾之乱(太平道,道教的一个流派)以来,道教之中总是不乏救赎与劫运的观念,常是民间大规模起事的动力。

五、亚洲多元体系的中国

一般中国历史的排列方式,唐宋联称,视为中国的统一王朝。然而,作者认为,宋人面对北方的强邻始终居于弱者的地位,不再是东亚世界的中心,并不能与唐代早期的中国相比。

中国北方胡化甚深,安史之乱即胡化地区挑战中央,而安史之乱以后,河北藩镇形同独立,延续了胡化的文化传统。在这一基础上,中原与北族对抗的形势,遂由长城代表的农牧交界,南移为以北方中间地带分割的南北对峙。

1.宋代重文轻武

经过唐末五代的武人政治,宋太祖不愿再受到军队夺取政权的威胁。在“杯酒释兵权”的安排之后,宋代的政治权力,即依仗儒生士大夫所掌持的一个庞大的文官系统。

宋代科举取士,比较能得人才,儒生基本上是经由竞争,以经典知识与文字表达能力进入文官系统。宋代名臣,苏轼、苏辙、宋郊、宋祁、范仲淹、王安石、文天祥……都没有显赫家世,凭着文采与知识,在士大夫中脱颖而出。而皇家宗室与中上层官员子弟虽有庇荫的起身官阶,后来的仕途未必顺遂,就算凭自己的才能力争上游,宗室依例还是不能担任宰辅。

宋代利于士大夫,胜于前后列朝。据说,宋太祖留下祖训不得诛戮士大夫。相对言之,武职官员就没有如此优遇了,岳飞的系狱即一个显著的例子。换一个角度看,士大夫一旦束带立朝,终身不得摆脱公务员的身份。他们虽受空前绝后的优遇,却也是依附政府豢养。

2.北方政权

五代虽有五个朝代之名,仍是上述胡汉混合军事集团蜕变的势力。五代的中原,既是混乱的局面,也始终承受北方契丹(辽)的压力。宋代建国,也不能摆脱受制于契丹之困境。后晋割燕云十六州后,宋代的国防线退到今日河北中部与山西东北部。辽为女真(金)取代,金又为蒙古(元)取代。中国的北方国防线一步一步南撤到黄河,又南撤到江淮。

宋与辽金元是长期胡汉对峙形势,在对抗的过程中,宋人始终处于劣势,屡败于辽。澶渊之盟,宋以大量岁币,终于换来了百年和平。

北方的契丹、女真与蒙古三个族群,曾在中国建立了三个王朝:契丹人建立的辽,西辽;女真人建立的金;蒙古人建立的元。三个征服王朝,遗留于北族与汉族社会的影响,自有其深远的意义。

六、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——明

本章的断代,上限是1500年,主要是自1492年哥伦布登陆美洲外海岛屿后,全世界不再有可以遗世独立的人群。海洋的开通和欧亚大陆频繁的陆路交通,将中国纳入世界经济秩序之内。贸易上的顺差,使中国经济持续成长三百年之久,并使中国在近代以前跃升为世界上繁荣的地区!

1.明代趋于封闭保守

作者认为,明代的中国,从元代脱身以后,其实并未出现新的活力,反而自囿于空洞的天朝大国框架,一味保守中国文化,并且基于防御的心态,一切定于一尊。它的封闭保守,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:

●皇明祖训

明代帝位二百余年,却不能与汉唐泱泱大国之风相提并论,细究其原因,可能是开国之初,太祖立下“皇明祖训”,严嘱子孙不得轻易改变他订立的典章制度。固然后世皇帝破坏“祖训”之处不少,这一保守的基调是一锤定音,以致明代政治难有改革。

●明长城

自明太祖驱逐元廷,对于北方的防务,从未敢懈怠。今日中外视为世界巨大工程之一的长城,由辽东山海关老龙头依山傍谷,延伸到目前的嘉峪关,连绵不断近万里的,正是明代建筑的边墙!

明长城

相比之下,秦汉时的长城并没有连成一线,胡汉贸易照常进行。两个时期都以长城为防线。然而,秦汉的障塞是开放的,明代的边墙是封闭的。在心态上,这一条边墙分割胡汉,汉人世界自我设限,是内敛的,而不是开展的;是封闭的,而不是出击的。

秦长城

●施行海禁

面对南方的海洋,明代中国的态度在开放与封闭之间摆动,而终于趋向闭关。洪武四年,日本浪人扰乱海疆,次实行海禁,只开放广州、泉州、宁波三处市舶司作为贸易港口。明代中叶以后,倭寇越来越猖獗,明政府干脆关闭以上三处市舶司,不再许可外国商货入口。

2.郑芝龙海盗集团

在明代官方防堵海疆时,海商的利润更大,以致民间有大量人员与资源,投入海上的投机冒险。海商/海盗武装集团诸人之中,郑芝龙可以说是集大成的人物。

郑芝龙以台湾为基地,屡次劫掠闽、粤沿海城市。满人入关,在北京的明朝覆灭,明唐王在福建称帝,主要依仗郑芝龙的海上武力。1646年,郑芝龙贪恋富贵,投降清廷,却被劫持北上。他的儿子郑成功继续抗清,郑芝龙于顺治十八年在北京北清廷处死。

郑氏领导下的台湾,从康熙元年郑成功收复台湾,到康熙二十二年施琅攻台、郑克塽降清,维持了三代的统治,历时二十二年!

3.波西潮

中国接触欧洲文化的波冲击,当是16世纪由天主教教士传递的西方文化。这一波西潮,影响所及,除基督教教义之外,则是西方科学工艺,以及中西双方彼此有了初步的认识。

天主教教士中,沙勿略是尝试来华传教的人。嗣后罗明坚与同伴利玛窦于1579年到达澳门,于1583年建立座天主教教堂,旋即奉召返回罗马。利玛窦则成功地与中国士大夫徐光启、李之藻诸人交好,并将西方文化介绍给中国的知识分子,其影响巨大深远,堪谓中西文化交流的肇祖。

4.明代的市场经济与百姓生活

一般以为明代中国的经济形态,已呈现资本主义经济的特色。16世纪开始,大洋航道开拓之后,不论合法、非法、直接、转口……中国的丝绸、瓷器两项无疑是外销贸易的翘楚。外销贸易换来的美洲白银,不仅巨大,而且具体地惠及百姓。

今日中国人口众多,占了人类社会的四分之一。这一现象,早在明代以来始形显著。 相伴而至,也是由明代开始,食物资源增多了。两者互为因果,到清代遂一发不可收拾,于近半个世纪乃有如此惊人的人口数字。

七、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——清

相对于快速发展的西方,进入世界体系后的中国,发展过于缓慢。自中古以来形成的完足文化体系,开始固定、僵化。曾经出现知识界对中国文明的重新思考,竟也不能在此时延续下去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政治制度,还能运作的一段岁月。

1.二元的统治机制

清朝皇权完全掌握了东起满洲、西迄西藏的广大地区,其威势甚至超过大唐天可汗。

汉地体系与满蒙体系,叠合成为清帝国的二元体制。这是清朝独自发展的特质,不但在中国历史绝无仅有,在世界历史上也罕见相似的个例:

满人入关,接收了明朝的天下,循原有的统治方式,用汉制、汉官治汉人。清朝虽是一个征服中原的外来政权,却也是中国的一个皇朝——这是大清皇帝君临天下的体系。

另一体系则是满蒙藏地区,即满洲大汗以藏传佛教为精神纽带,以婚姻为亲缘纽带,以盟会朝觐为仪式,以朝贡赏赐为交换,统治占当时中国区域三分之二左右的草原大汗国。

2.民族与文化冲突

满人入关,北方因为明廷政治腐败,人心大去,官民几乎全无抵抗。

但是在顺治二年清廷发布剃发改服之令后,启动了“留头不留发,留发不留头”的强迫选择,各处都有反抗,以江南反抗为剧烈,满人镇压,兵连祸结,汉人抗争十余年之久。

顾炎武“有亡国,有亡天下”之辨,即以文化为天下,而且他认为保国是统治阶层的事,保天下则是“匹夫之贱,与有则焉”。究其性质,剃发改服,不仅仅是民族间的冲突,而是直接触动了文化认同。

3.礼仪之争

康熙五十六年的“礼仪之争”可谓世界史文化冲突的显著案例:

利玛窦等人来华传教,借“天”与“主”,合为“天主”,作为基督教至高至上真神的名词,后来又借中国经籍中的“天”与“上帝”作为神称。这群早期耶稣会的会士,并不禁止华人教徒祭孔祭祖。明末,多明我会会士来华传教,对于上述行为多有不满,便向教廷指控耶稣会会士曲解教义。

1704年,教廷命令从此仅用“天主”一词,不得再用“天”与“上帝”的称号,也禁止教徒有祭孔祭祖的仪式。教廷派遣使节来华传达教宗的谕旨,康熙遂命令教士选择:留华传教或者遵从教宗谕旨,后者即被驱逐出境。嗣后教廷多次重申禁令,1773年教廷谕旨解散耶稣会,1775年谕旨送到中国,在华耶稣会解散。

康熙晚年正式禁止西方传教工作,由此直至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之后,中国才开放教禁。

4.马戛尔尼访华

1792年,英王乔治三世派遣马戛尔尼爵士率领庞大使团来华。次年,马氏等人到达北京,正巧遇上乾隆万寿庆典。清廷将英使视为贡使,要求英使行三拜九叩的大礼,双方龃龉甚久,以折中的礼仪完成朝廷接见的大礼。于通商一事,英国提出要求:在北京设大使馆,准许英国在宁波、舟山、天津等处贸易,在舟山与广州拨给土地居住,也可在北京设立货行,并予内地贸易的关税优惠。清廷对于上述要求,一概拒绝,以为“天朝物产丰盈,无所不有,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”。

嘉庆二十一年,英国政府再度尝试打开中国外贸门户,派遣阿美士德爵士携带礼物乘坐海军军舰来华,企图完成马戛尔尼未完成的任务。双方又因礼仪之争,未能如愿。

这两次英使来华,双方不能进入谈判,一方面清廷自满自大,以天朝自居;另一方面,英国也过分自信,提出片面优惠的要求,盼望中国接受。双方都有愚昧与自大之处。

5.当时的亚洲局势

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,当中国沉湎于康乾盛世时,欧洲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。到19世纪中叶,欧洲经过两百年的剧变,已进入近代的世界,其面貌与中古的欧洲截然不同。英国由伊丽莎白一世到维多利亚经营三百年,建立了“日不落帝国”。

当时亚洲有三个疆域广袤的古老帝国,大清帝国居其一,另外两个是中东的奥斯曼帝国与印度的莫卧儿帝国。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克莱武运用分化离间的策略,瓦解了莫卧儿帝国。奥斯曼帝国则在英国、俄国与德国分头侵略下,终于瓦解为中东许多国家,曾经雄霸中东的大帝国竟然萎缩为土耳其!

这些变化,当时的大清帝国懵然全未察觉,直到19世纪末叶,中国才有维新与革命的志士大声疾呼,告诉大家,中国也将步莫卧儿与奥斯曼帝国的后尘!

八、百年蹒跚

西方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帝国的扩张,主宰了全世界的命运。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一百多年,中国为适应新的世界,从内部检讨与反省、从外面学习和模仿,中国的文明竟致撕裂、扯碎。

1.鸦片战争

鸦片战争是次挫败。英国冒天下之大不韪,为了鸦片贸易、购买中国产品的偿付问题,掀起了一场战争。

大洋航道开通以来,中国长期国际贸易的巨额顺差,促成中国沿海的经济繁荣。嘉庆、道光年间,世界各地白银短缺,英国尤其缺银,遂鸦片贸易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支付中国货款的一项手段。

光绪四年以后,中国贸易已无顺差,自此到甲午战争,贸易逆差越来越大,每年至少逆差数千万。

2.辛亥革命

辛亥革命是人心思变的爆发点,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诉求,触动当时全民悲愤的心弦,成为国民革命成功推翻清王朝的主要原因。

中国皇朝是天下国家的普世秩序,中国革命则将西方的民族主义理念借来,以反抗西方殖民帝国主义。自此以来,中国构建国族的工作,遂不能脱离民族主义了。

辛亥革命后,中华民国仓促立国,数千年的皇帝制度从此终结,但是共和国体制并未落实,列强欺凌中国,仍旧咄咄逼人。

3.近代武化现象

近代中国是一个武化的时代,中国从太平天国战争以来,一步一步走向“武化”。此处所谓的“武化”,意指军人(包括由文人转任的将领),以武装力量取得相当程度的自主性,并且逐步攫取经济资源,主宰部分甚至整个国家的权力。这一时期,不仅军事人口逐渐增加,而且谁掌握了武力,谁就能攫取经济资源及政治权力。

再接下来的历史,我们都很熟悉了:1911年创建民国、1928年国民党北伐结束,及1949年共产党建立新政权……

过去的历史,解读到此,暂时告一段落了;未来的历史,就让后人去续写吧!

本文作者:六百八学历史(今日头条)Tags:中国历史 明朝 清朝 唐朝 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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